文/迈子 摘自《香港电影》杂志

有人哭，有人笑，有人输，有人老。1975年二月，张彻决定暂时结束在台拍片业务。同年五月，张彻呼吁「目前国片面临危机之际，有关当局不如放宽拍片尺度，让电影界以多彩多姿的方式，作拍摄各种不同类型影片的尝试，也许能摸索出一条可行的途径，自求生机。」

张导演的话里半真半假，碰到难关的不是国片，只是张家班：弟子更新换代，武指各奔前程。刘家良与张彻的不合日趋明朗，围绕张家班开展了些异常成功的挖角活动。1975年的[神打]（导演：刘家良，主演：汪禹、林珍奇、陈观泰、狄龙），刘家班大旗竖起来了，很直。

风向转了，张导演的委屈也半真半假：「家良的心切导演，越来越不可遏制。我对导演工作，向来『自信心爆棚』，故决无忌才压制别人出头的企图。既然支持吴宇森（在邹文怀面前）和午马，甚至姜大卫、狄龙各试导一部片，又怎会压制家良？我『放』他回香港，并向邵氏推荐，足以证明我的善意。事实上，他第一部导演的[神打]，是我为他约了倪匡一同谈剧本，他原本是肯定神打的，后来拍成否定神打的喜剧，也是我出的主意。」

「所以，我想我并未压制他做导演，家良心里是完全明白的！但他也同李翰祥一样，是有权谋的人，他明白若不与我为敌，很难摆脱『张家班』的阴影而独树一帜，不免和午马、鲍学礼的情况（吴宇森在嘉禾，当然不同）。于是，他一回香港，便处处摆出和我对抗的架势，并交结一些听信一面之辞的人如林冰，推波助澜．刘家辉当时在台湾地区拍片，他要调回香港用，我特地为他赶拍赶戏，却说成我扣住家辉不放，家辉本人也明知而故意反过来说，都对我很不公平。」

刘家辉对当年事件的说法，四十年如一日：「我本人对张彻没有怎样，他对我也没有怎样，唯一我不喜欢的，就是我觉得老一辈的人总把他们的恩怨报到一下代。 [八道楼子]我一定要接拍，而人家邵氏却不会等我一个月，结果我还是到台中去拍[八道楼子]，演的是反派，我也没所谓，只是本来在[陆阿采与黄飞鸿]里陈观泰是演我的徒弟，结果在[八道楼子]里我却要被陈观泰打死。我不确定张大导演是否籍以来压着我。他一定知道内幕消息，邵氏己搞定电影[陆阿采与黄飞鸿]里，陈观泰演陆阿采，我演黄飞鸿，所以他才安排我在[八道楼子]跟陈观泰对打。要知道我一演过了反派，那能回香港再演黄飞鸿？我很尊重张彻的，但他的这些举措，我倒怀疑是否是因为他跟刘家良的恩怨？」

两个人的一面之词，未必能让真相负负得正，听众注定了做一头雾水的墙头草。能肯定的只有一件事：上一代的恩怨纠纠缠缠地留给下一代，前有李翰祥，后有刘家良。

当年的媒体人也没干什么光荣的事儿：林冰故意刁难年轻的傅声，要他在做为契爷的张彻与做为师傅的刘家良之间二选一。傅声还是孩子呢，Too simple，sometimes naive啊……「帮老窦」仨字脱口而出。尽管得到弟子很窝心的答复，张彻对这位著名记者的评价仍是「只听一面之词的人」——其实不一定是听觉的事儿，没准儿耳朵里一字不漏，不就是长了张太监嘴么？

1975年夏，张家班阵容空前地为[八道楼子]做宣传，几位爱徒最后一次在影片中碰碰头。陈观泰三十岁，狄龙快二十九了，姜大卫二十七，戚冠军二十六，傅声二十一。同在台北、被编制在外的大师兄王羽正经历婚变，他三十一岁了。张家班的第一个十年悄然过去，下一个十年里，师兄弟们参演同一部影片的机会不是没有，只是各怀心结，直到1989年之前，大家再不肯出现在同一个画框中。

亦舒对于这次宣传的采访稿中，记录了一个荣枯鉴（编注：曾国藩曾云，一部《荣枯鉴》，道尽小人之秘技，人生之荣枯）般的情节：

「忽然之间姜大卫就问导演：『阿泰说，几时他可以回去？』

「众人一怔，阿泰几时委阿尊为发言人的？ 狄龙笑曰：『过一阵子，狄龙就问：导演，阿尊几时可以回香港？那么阿泰就问：阿龙几时可以回香港？阿尊就问：阿泰几时可以回……』他停一停，『结果大家都回去了。』这一番话是用国语说的，说得非常之漂亮流畅。

「『在香港还有事可做……』姜大卫说。」

1976年七月，郭南宏主持的宏华电影公司在北市泉州街一号成立台北制片厂，该处曾为长弓公司的旧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