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/迈子 摘自《香港电影》杂志

　　少马爷的相声《大保镖》里，有一包袱：“哥哥你且退后，待小弟前去送死——”，可用来概括大半部分张彻电影和几乎全部两位爷作品。中国人的练武目的，于此在“强身健体”与“替父报仇”之外另辟蹊径。

　　1970年的好时光，亦舒笔下：“姜大卫是很谈笑风生的；他的好朋友狄龙，就与他不同，沉默寡言。我们就说：哪儿来的一双对比。可是谈笑风生与沉默寡言，竟是一对好朋友。有时沉默的那个开机器脚踏车，穿红衣服牛仔裤，姜大卫就搭顺风车在后座，穿蓝衣服牛仔裤。好漂亮的一对呵，看见的人都说。”写得真销魂，读起来，有眼见为实的愉悦。

　　漂亮的一对中，狄龙无疑是较为稳重、有兄长风范的。他的稳重体现在个“闷”字上，约李丽丽来宿舍玩儿，无关风月，只为一起打木人桩，并谆谆教导曰有益身体健康，可怜的姑娘当场傻掉。闷坏了的姜大卫在《保镖与我》中恨恨地写：“狄龙这家伙真无聊，不知道他活着是干什么的。说演戏不像演戏，说打斗不像打斗，一天到晚四处闲荡，活像个‘四不像’。要气狄龙很简单，就照着这几句唱，准保气得他只知道笑。”末一句传神入髓，不仅闷人情态呼之欲出，还带一点作者本人被娇纵的小小得意。

　　闷人的兄长风范更悲情地体现在啰嗦上，据说当年照顾着姜大卫，管着他打架、喝酒、泡妞。被这样照顾的人，是极惹人同情的，因为很容易从此了无生趣。另外，也有些传说中感人至深的小事件，比如只为姜大卫一个人买宵夜，连张彻都没有份（张导演的心碎了）；大雨里把头盔外套都给姜大卫，自己短袖裸头骑在机车前面。年轻人互相啰嗦起来，比老年人还要可怕：姜大卫被这样无微不至地约束过，几年后心智成长，又活学活用地约束着更年轻的傅声，也是不求回馈的苦口婆心。

　　由于《死角》的票房失利，当然，也没准儿是张彻幽怨于宵夜无份，狄龙被迫休息了半年，直到《保镖》才得到重新启用。这期间，张彻为姜大卫量身打造了《游侠儿》，厚此薄彼的差距就此拉开。尽管老先生始终很鸡贼地宣称自己一碗水端平，但即便是故事片，也可看做创作者内心取向的纪录电影。饱含深情的大特写，张彻向来毫不吝惜地来拍姜大卫的眉梢眼角，他甚至让镜头追随着这个瘦削青年的背影走过一条街。有时想到这一切背后，都紧跟着老先生一双色眼，就禁不住倒吸一口凉气儿。

　　《报仇》的故事张彻很喜欢讲，解恨又快活地一连写过两遍：“有一位朋友说：‘如果姜大卫能红，我从邵氏爬到尖沙咀！’（虽然事后没有真爬），所以，《报仇》得奖之后，姜说‘什么仇都报了’。” ——亚洲影展，23岁的影帝，簇拥无数，当年的影迷里，有个小小的女初中生，常把零用钱花在戏票上，在娱乐、京华等戏院子梭巡，买中前座位，十几年后仍能默背《报仇》的情节。她后来写了本叫《霸王别姬》的小说，把姜大卫的角色“小楼”这个名字借用了过来。

　　姜大卫《1/5影帝》：“说起狄龙，我们真是对难兄难弟。从《死角》开始，一直到现在，我们俩就一直没分开过。狄龙是我的好搭档，自以为了不起的我，总喜欢教他演戏，而自以为了不起的他，也时常教我演戏。常言道，整瓶不动半瓶摇，其实我们两个都是半瓶子醋乱摇晃。狄龙拍戏一向非常用功而且卖力，这一点，说什么我也不及他。狄龙很肯帮助人，我就是常受他帮助的一个；《报仇》里，我们俩始终没有同场出现过，可是我拍戏的时候，他总到厂里来陪我，精神支援不说，在打斗上有很多小动作，他还给我指点。因《报仇》而使我获奖，很惭愧，总觉得要得奖，应该是我们俩同时得才对。”（《香港影画》第56期，1970年8月）

　　1970年，姜大卫连中三元，选入年末银色世界的十大影星，他起初很高兴，紧跟着问记者：“狄龙有没有当选？”看对方摇了摇头，他泄气地说，“狄龙又没当选，那我也不要了。”记者无计可施，旁边的金霏来解围，说“大卫，你还抱怨呢，其实狄龙吃亏，这个罪过都在你。姜大卫差一点就从座位上跳起来了，大声问：“怪我？有什么缘因？”

　　——并非一切故事从开始便是俗套，并不一定文人相轻、艺人相贱。然而，一切故事都将沦为俗套，正如同总会有年轻人那样脆生生地质问，而质询的声音，总会被更激烈热情的大众讨论所淹没。